——访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兴茂
人物档案
周兴茂，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族学会影视人类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教育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主持并完成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重大科研项目5项，主编高校教材5部，出版个人专著2部。
周兴茂长期从事巴文化研究，他认为，巴人是诞生并聚居于巴地的原住民，是因为其中较大一支的图腾是龙蛇而得名;巴国是巴人创立的古国与方国，巴文化是巴人在自身的民族繁衍、发祥的历史进程中，在巴地高山大川的自然基础上创立，并与汉文化、楚文化、蜀文化等融合而成的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区域文化形态，既是一种山地文化，又是古代巴人及其巴属领地进步和开发状态的标志。
巴文化体现了一种阳刚之气与阴柔之美融合统一的人文精神，崇力尚勇是其基本的民族天性，它使巴人始终具有不畏艰难险阻、不畏强暴、勇于斗争、勇于反抗压迫、强健剽悍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犹如一根红线，始终维系着巴人的生存和发展。
巴文化是典型的西南山地文化，它应该与我国的北方游牧文化、以山东泰山为中心的海岱文化、东南沿海的工商文化、中原的农耕文化等并列，成为整个中华文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处于祖国西南山地的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巴人先民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巴文字是中华文字的重要源头之一;巴人及其后裔在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独立中作出过杰出贡献。研究巴文化及其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近日，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为什么说巴人先民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
周兴茂：从考古情况看，巴人活动区域发现的远古人类有早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还有其近亲巨猿、南方古猿等，说明了很早以前就是人类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我们今天探究早期人类活动奥秘的重要区域。这一区域有茂密的森林、大片的竹林和草原盆地，这里雨水充沛、阳光充足，温度在-10℃——+30℃之间，属亚热带山地气候，温暖而湿润。充足的动植物资源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许就是人类的摇篮和古猿迈向人类的起点之一，也许能够揭开早期人类活动的奥秘。
但是，由于远古人类的材料发现太少，缺环太多，各个时期、各个地区远古人类的特征无法确定。他们的后裔到底是谁?是后来的巴人吗?可以肯定的说明巴人先民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并且，他们不断地扩展着自己的文化圈，在东至洪湖、南到洞庭、西到重庆以及四川盆地、北到汉中这一广阔的区域都洒下了文化的种子。到原始社会末期，即大约距今4000——5000年，巴民族和巴文化产生了。
根据文献记载，廪君应该是巴人的第一个君王，很可能廪君既是巴人原始时代的掘墓人和结束者，又是巴人奴隶制时代的开创者，他无愧为一位承前启后的巴人的伟大先驱。
记者：为什么说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呢?
周兴茂：根据人类学中著名的“文化圈”理论，在中华文化这个大文化圈里，还包含若干较小的文化圈。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将我国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和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大致划分的六大区系，实际上，这六大区系中还包含若干更小的文化圈。从这六大区系的不同人群来看，虽然他们都具有中华文化的基本人文精神，但实际上，不同区系的人们又是存在差异的。如北方人豪爽、耿直，充分体现了游牧文化的特色;山东人义气、厚重、沉稳，充分体现了海岱文化与正统儒家文化的特色;中原人敦厚、朴实、练达，充分体现了农耕文化的特色;东南沿海和南方人细腻、精明，充分体现了工商文化的特色;西南处于我国地缘的一级台阶之上，其文化类型属于山地文化，这是一种较为独特的文化类型，因此，居于西南山地的人崇力、淳朴，必然就会体现出山地文化的特色。
从中华文化的这六大区系来看，实际上就是六大文化类型，如果我们把整个东南、南方统一起来看，就是五大文化类型，即:游牧文化、海岱文化、农耕文化、工商文化、山地文化。并且，这六大文化区系(五大文化类型)以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为核心，当时的中原农耕文化无疑是最强大的文化，它具有相当强大的凝聚力或引力，有充分的能量把其他文化吸引过来，并与之形成一体;而其他文化类型也具有主动与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融合的趋势。所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不断地凝聚，最终形成为以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这种中华文化融合的过程，有一种“四方来贺”的味道，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引力造成的结果。牛顿揭示了万有引力定律，实际上在文化中也存在一种文化引力定律，一定时代一定区域的强势文化，必然要把其他较为弱势的文化吸引过来，并最终形成为一种更大更强的文化系统。中华文化区系的五大文化类型之所以能最终融为一体，恐怕有几点原因是必须注意的:一是中国这种特殊的大陆型地理结构，为多元文化的融合奠定了良好的自然基础;二是中原汉民族农耕文化的强大，产生了巨大的引力;三是其他文化类型具有自觉的向心力，正是这些原因的综合才形成为一种强大的合力，最终成就了中华文化连绵5000年而不中断的辉煌。
记者：如何理解巴文化的核心文化形态呢?
周兴茂：在西南山地文化中，巴文化又是其核心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早在周武王伐纣胜利之时到春秋战国，巴人就建立起了称雄西南的奴隶制政权“巴子国”，疆域“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进入“七国称王，巴亦称王”的强盛时代，巴曾一度与楚抗衡。巴文化就是世代聚居于古代巴属领地的巴人，在自身的民族繁衍、发祥的历史进程中，创立并与汉文化、楚文化、蜀文化等融合而成的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区域文化形态，它是古代巴人及其巴属领地开发和进步状态的标志。显然，巴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属于西南山地区系，其文化类型也必然属于山地文化，这是巴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一方面，巴人所处自然环境的特征必然会深深地植根于巴人的体质及其心理结构之中，因此，由巴人创立的巴文化必然会具有山地特色。虽然在文化的生成机制中，自然环境不能起决定作用，但自然环境毕竟是文化的生成依托，也是该文化的制约因素，同时还是该文化的加工对象。
所以，大凡一种文化的生成，必然深深地打上自然的烙印，必然表现出其自然的属性和特征。整个巴属领地都是高山大川，而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这一地区的巴人，堪称是地地道道的山地民族，山地是他们聚居地的根本特征。巴人居住在山、耕种在山、烧伐在山、吃喝在山、交往在山。山，既是巴人的宝库和生成依托，又是巴人面临的十分险恶的自然环境，它给巴人带来了生活和发展的艰辛。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巴文化形成的社会因素，巴人长期延续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与渔猎采集的生产方式，巴国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洗礼，巴人既是堪与蒙古人比拟的能征善战的民族，又曾经遭到历代王朝的残酷镇压和围剿，这些必然会成为巴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属于山地文化的巴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结构。首先是观念文化，其核心是价值观或人文精神。巴人以“良心”为其根本出发点，良心是其人性本体，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为“崇力尚勇”和“淳朴憨直”的阳与阴、刚与柔的二元人文精神结构，并且，这两个方面形成互补，阳刚之气与阴柔之美巧妙融合，刚柔相济，阴阳和合。所谓“崇力尚勇”，就是特别崇尚实力，天性劲勇，注重竞争，它的极端形式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从巴人的发展历史来看，崇力尚勇堪称民族之天性，它充分体现了巴人阳刚之气的基本人文精神。
所谓“淳朴憨直”，即天性淳朴，朴拙淳直，毫无虚华，甚至“直”到近乎于“憨”了。这种人文精神体现了巴人的阴柔之美，它深深地带有原始社会的历史及其所处地理环境的痕迹。虽然崇力尚勇和淳朴憨直阴阳贯通、相辅相成，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方面，可能最终还是以阳为主，可以说，巴人根本的价值观和人文精神是崇力尚勇，而淳朴憨直则略显次之。这就是当人们希望积极进取时，往往就会高喊“雄起”，只不过是在自强不息、崇力尚勇中透出野性;而当人们希望稳妥安详时，就会想到“悠着点”，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淳朴憨直”的体现。
其次是物质文化，这是指巴人加工自然环境和物质资料以满足自身各方面需要的产物以及加工工具等全部物质构成的总和，如建筑中的吊脚楼;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饮食中的辣椒、蕨巴、腊肉等;服饰、西兰卡普;虎鈕錞于等，这些都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巴文化中的物质文化。
再次是制度文化，这是指整个社会的组织构成及其协调机制，主要包括巴人的社会组织、语言和风俗习惯等。从社会组织看，主要是巴人古国和方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等。应该说，这既是巴文化中制度文化研究的重点，也是其研究的薄弱环节。从语言看，巴人的语言基本消失，因此给研究造成了困难;从习俗看，巴人的习俗主要表现在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婴儿诞生、婚嫁、老人寿辰、死亡等方面。
总体来看，巴文化体现了一种阳刚之气与阴柔之美融合统一的人文精神，但崇力尚勇是其基本的民族天性，它使巴人始终具有不畏艰难险阻、不畏强暴、勇于斗争、勇于反抗压迫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犹如一根红线，始终维系着巴人的生存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