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中与巴文化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古老文明当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这是非常具有世界和全人类意义的。中华文明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用已故著名学者、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先生的话讲，是多元一体的文明。多元一体的 "元"，同时也可以理解成"来源"的"源"，指构成这一伟大文明的诸多不同组成部分和来源，就是说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历来就是多区域，多族群，多源汇聚，多元一体的。我们"巴蜀文化"、"巴文化"就是这个多元复合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来源。在我们中国的各区域文化当中，"巴蜀文化"、"巴蜀文明"是最具特色者之一。这不是我的发明，是我们中国先秦史学会的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前所长，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亲口对我讲的，他认为中国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有两处，一是"巴蜀文化"，二是"湖湘文化"。 "巴蜀文化"既然如此富有特色，如此重要，自然就很值得我们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加以弘扬。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在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对"巴蜀文化"的研究和弘扬就具有了更为重要深刻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之为我们所用，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巴蜀文化大致又由巴文化和蜀文化二者有机构成，巴中地区顾名思义，历史上就处于巴文化区域，与巴文化关系非常密切，深入研究和弘扬巴文化，可谓责无旁贷。
　　关于巴文化，我们还需从它的源头说起。巴文化或者说巴地的历史文化是非常古老的，最早系统的传世文献记载，首推《华阳国志》，这是一本非常著名的著作，是晋朝巴蜀地区大学者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讲得很清楚，说巴蜀地区的文明起源很早，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又称"巴国远世则黄帝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换句话说，巴人不仅是我们中华人文初祖黄帝之后，而且其历史渊源比炎黄还要早。"人皇"是著名的"三皇"之一，见于我国极为古老的"三皇五帝"历史传说。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距今差不多有四、五千年，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个传说当中的三皇时期。"三皇"有多种说法，其中比较流行的一种是指"天皇"、"地皇"、"人皇"。可见按照《华阳国志》的记载，我们巴蜀地区的文化史至少也有五、六千年。过去因为缺少考古资料的佐证，人们认为这个说法太悬了，缺少依据，说不清楚，因此好多学者都存而不论。现在看来，对常璩此说，我们不必字字较真死抠，关键是去发现它所反映的实质性历史信息--巴蜀文明或文化的起源非常古老。从这个意义上讲，常璩的说法就并非向壁虚造，而是有所依据的，因为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的考古发现已经充分证明，巴蜀地区的历史，的确非常古老，其新石器时代的资料已经可以早到距今六七千年以上了。
　　在四川盆地东部，也就是巴文化集中分布的广大区域，已经发现新时期时代的考古学遗址遗迹有很多处。如果从整个四川盆地来看就更多了，在不少地方都已经找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遗物，其中最早的就是川东巫山县，现在已经划归给重庆了。在巫山发现了距今200多万年的早期人类化石，比它晚的就更多了。之后在距今几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巴蜀地区的文化遗址、遗迹和遗物，更是犹如繁星满天。如在川西岷江流域，就有五、六千年前的著名的茂县"营盘山文化"，和距今四、五千年的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在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流域，已经发现的遗址年代更早，如在与巴中市邻接的广元市，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了距今六、七千年的中子铺遗址。在巴中地区则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南江断渠和阳八台等遗址，这些遗址都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五千年左右。可见巴文化作为区域文化，巴中作为巴文化的一个区域，历史源头确实非常古老。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巴蜀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巴文化当初发源于什么地方?这里需要首先讨论巴文化的创造者或主体--巴人的故里何在。对此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如有些学者指出川东泛称巴，古代民族部落凡住在巴的，中原都称之为巴。一些学者则认为，巴人最早是从湖北省西部的恩施地区清江流域起源的，因为当地有著名的巴人"廪君蛮"的传说。另有学者认为陕南汉水上游是巴人的发源地，因而早期巴人主要就活动于汉水上中游一带。还有人认为巴人起源地远在西北，是氐羌的一支后裔。上述观点各有所见，也各有所据。根据各方面的资料，我个人认为，巴人和巴文化应该是在大巴山及其周边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大巴山北面的汉水流域和大巴山及其以南以西的嘉陵江、渠江流域，是其最早的摇篮。从这个意义上讲，巴中地区正是处于摇篮的很关键的部位。换句话说，我们这一带是当之无愧的"巴文化"的发源地，特别是在嘉陵江流域中下游的渠江流域地区。
　　那么什么是巴文化?为什么称之为巴?在古代文献中同样有多种记载，学术界也有多种解释或说法。
　　第一种说法："巴"的本义是蛇。这一说法初见于《山海经》和《说文解字》，其中《山海经·海外南经》还讲了一个"巴蛇吞象"的著名神话传说，并且反映这个神话故事流传的地点远在洞庭湖一带。
　　第二种说法：巴是一种植物的名称，叫做苴。按前人的解释，"苴"字的读音与"巴"相同，本是一种草木，有人认为就是巴茅草，或者是荆棘一类，可以用来编织房屋的篱笆，与巴地先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后来又把生长这种植物的地方称为苴。这在《华阳国志》的《蜀志》中有反映，书中讲到先秦时期的末代蜀王，就把他的弟弟分封到了苴这个地方，而且很快与之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战争，因此《史记》也记载"苴、蜀相攻击"，并且进而导致了巴蜀的灭亡。苴的所在地，根据文献记载，就是今天广元市的昭化古镇一带，这里是秦灭巴蜀后最早设县的地方之一，历史上也曾有时候在行政上隶属于汉中。
　　第三种说法：巴名取自河流的形状，具体说就是位于我们巴中和渠县之间的巴河。这个记载见于三国时期巴蜀大学者谯周的《三巴记》一书。他说巴这一名称得自巴江，因为其河水从"汉中至始宁城下入武陵，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经峻峡中，谓之巴峡，即此水也"。 谯周的家乡在今天的西充县，他是当时天下闻名、土生土长的大学问家，又是本地人讲本地的事，很有影响，值得重视。
　　对于什么是巴，现代学者也有若干解释，除了前面提到的泛称川东地区为巴的"地名说"外，还有说"巴"就是"坝"，巴人就是生活在坝子上的人的说法，这是我的老师徐中舒先生的观点。徐先生是一级教授，早年是清华研究院著名导师王国维和梁启超先生的学生。徐先生是大家，他的观点值得重视。我还有一位老师，他根据历史学、地名学、民族学、语言学的方法和资料，经过多方论证以后，提出"巴"就是"鱼"的观点。此外，还有人提出巴是石头、老虎或白色等含义的解释。
　　以上各种记载或解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依据。不过，依据充分一些的，应属巴为江河峡谷名称的说法。巴人是一个依山滨水的民族，他们生活在大巴山麓、嘉陵江流域，这一水系除嘉陵江干流外，包括渠江和涪江，其中渠江流域与巴和巴人的关系尤其密切。渠江流域的上游就是巴河或巴江，巴中市域内的大通江、小通江、南江，都属于巴河水系，流经巴山峻岭，河道极为曲折。值得注意的是，《三巴志》明确讲到，巴河从"始宁城下"流过，其河流的反复曲折形态犹如古文字中的巴字之形，也如沿江山峡谷地之形，因而得名。需要指出的是，始宁县是南朝梁时将宣汉(治所即后世达县治)县北部分出去设置的，主要就在今天的巴中市范围内，这在《隋书·地理志》等史籍中有清楚记载，前人已经指出其治所在"今巴中县东南一百里"，显然就在今天的通江、平昌之间。我们知道，巴江后来又流入平昌县，再往下就是渠江，渠江再流到合川，就与嘉陵江、涪江形成三江汇合，进而就流入长江了。总之，按照本地人谯周的说法，巴河是从陕南汉中流下来的，这与巴中地区的河流都是从大巴山发源流下来的，其中有些支流的发源地已经在汉中境内的事实很吻合，这些河流再往下走，就经过了我们南江县，又经过了我们通江县，当然还经过我们巴州，再下来又到了平昌。这条最终汇入嘉陵江的著名河流就叫巴江，其下游就是渠江，古称宕渠。这一流域早期的居民叫做板楯蛮，又名賨人，是巴人族群中人口数量和地域面积都非常突出的一支，这是在座的诸位朋友都很熟悉的。据研究，賨的本义，是秦汉时期赋税制度下的一种人头税专名，是因为板楯蛮有功而专门给他们制定的一种很优惠的赋税政策。
　　"巴"的含义既然如此，那么"巴"的地域大概有多宽多大呢?这个问题也很重要，与巴中关系很密切，需要有所交代。最早对"巴"的地域作出明确记载的仍然是《华阳国志》的《巴志》，原话是这样讲的："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鱼复，也有人写作鱼腹，就是传统川东的奉节县，是著名的夔门即瞿塘峡所在地，现在属于重庆市，这是东周时候巴国东边的疆界和东大门。西至僰道，秦汉制度规定，"县有蛮夷曰道"，可见"道"就是当时少数民族聚居的县级行政区划专名，因此僰道就是僰人聚居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在今天川南的宜宾一带，到长江上游了，这是巴国西边的疆界。北接汉中，当时汉中的首府在今天的南郑，与南江县很近，这是巴国的北界，当地也有不少板楯蛮居住。南及黔涪，涪指古代涪水，实际上就是乌江下游，在今天重庆的涪陵汇入长江，因而南及黔涪，就是巴国的南疆已经达到涪陵和贵州部分地方。由上可知，巴国的疆域相当辽阔，北边到了陕南，东边到了奉节，西边抵达宜宾，南边就到了今天渝、鄂、湘、黔交界的地方。
　　需要指出的是，巴国的地域又是个动态和变化的范围概念，特别是结合考古学资料和文献记载来看，其地盘曾经还要宽些，至少东边就到了湖北省的西部地区，北边到了汉水中游地区甚至河南南部，西边则其辐射力最强盛的时候，又到了今天的涪江流域。而它的文化因素所及，亦即巴文化辐射的范围还要宽得多，以至于巴蛇吞象的传说流传于湖南洞庭湖一带，说明巴人的一支可能后来迁徙到了那里。至于考古学文化因素，我们今天在成都平原上都能够看到。当然"巴文化"的地域和巴国的疆域概念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无论在《华阳国志》记载或现代学术研究揭示的范围内，嘉陵江流域，准确的说是嘉陵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我们渠江流域，特别是渠江的上中游流域的我们巴中地区，恰好就位于巴的中间这一带，是巴的腹心地区，这样一个情况，不仅和大巴山地区作为巴人的起源地是完全吻合的，而且与东周以后巴国受楚国进逼，疆域缩小后的情形也是相合的。如《华阳国志》说:"巴子时都江州(今重庆市区)，或治垫江(今重庆市合川县)，或治平都(今重庆市丰都县)，后治阆中(今四川省阆中市)。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重庆市涪陵区)。"这是巴人退守四川盆地东部以后，先后的几个都城。较早的都城大概在还要靠东些的长江沿岸，因而巴王陵墓在枳。后来退守江州，当楚人攻占江州、垫江后，最后就退到阆中建都，其主要地域则在渠江流域和嘉陵江中游部分地方(因为阆中以西以北不远就是蜀国的地盘了)。在这个时期，巴中一带无疑仍属于大为缩小后的巴国的腹心地带。
　　总之，巴人活动、居住的范围，巴文化的范围曾经很宽。在这么宽的地域范围内，先秦时有很多族群和小国。我们川大历史系过去有位史学大师蒙文通先生说过，历史上的巴国实际上是一个联盟，由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邦国联合而成。巴王是联盟的首领，我把他称为共主。正是因为如此，在他之下，在联盟内部，有枳(今天涪陵一带)之巴，有廪君之巴，有板盾之巴，还有姬姓之巴，还有其他的巴。姬姓之巴是共主，又叫巴王，是周王分封的宗亲，它借助周王的力量因而最强。賨人之巴或者板楯蛮之巴，就是以渠江流域一带为中心，应该是诸巴之中地域最广、人口最多的一个，跨了大巴山及其南北麓。姬姓的巴最早就活动在大巴山北麓的汉水流域，这个巴在《左传》里面记载得非常清楚，当时主要就是在汉水上中游地区活动，并且整合整个大巴山及其周边地区各族群邦国成为其领导下的大型政治联盟。我们知道汉水上中游地区就紧靠着大巴山地，在大巴山以北、以东那边，而大巴山以南、以西就是我们巴中和渠江流域这边，两边通过发源于大巴山的河流谷地通道相互交通。
　　在巴国联盟稳固的春秋时期，巴人曾相当强大，与当时的一流强国楚国多次交锋，有胜有负。当然从长远看最后还是屈居下风，因为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在战国晚期秦要统一天下之前，真正能够和秦形成对手的就是楚国，而且楚和秦在川东地区反复拉锯争夺，相互之间的战争非常激烈。在这个过程当中，巴人后来逐渐失去了它在汉水流域的地盘，退到了四川盆地。楚人并不罢休，又沿着长江水道继续西进，就把巴人不断地向四川盆地内部逼压，因此至少是到了战国的中晚期以后，巴的地域相对就比较狭小了。根据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学的材料，当时楚人已经来到了我们川东地区。这里我们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靠近三峡的传统川东地区有一个叫做云阳的县，在那里有个地方叫故陵，"故"曾被误写成"固"。传说云阳故陵就是楚国的王陵所在地。过去我们对此都觉得不可信。近年来三峡大坝的修建，集中了几乎全国的考古学力量，包括我们四川大学的考古专业，几十家考古单位云集在峡江地区，搞抢救性发掘。结果发现了大量楚文化的因素，其西界至少已经到了今天忠县一带，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典型的楚文化墓葬，也就是楚国移民的墓葬，这说明楚国已经占领了三峡以西相当远的地方。我们认为，从文献记载看，其移民范围可能还要往忠县以西，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讲。川东长江沿岸这些典型的楚人墓葬很能说明问题，事情非常清楚，就是楚人已到了这个地方，生活在这里，去世以后也就埋在这里了。考古发现的这些资料，和文献当中反映的楚人强大起来以后，不断向西推进、开拓这样一个趋势完全吻合。
　　第二，我和一些同仁近年来承担了省上的一个重大学术工程叫《巴蜀文化通史》，由此派生了一个规模更大的项目就是《巴蜀全书》，前不久省委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还专门提到《巴蜀全书》。在做相关研究工作的时候，我接触到北宋的《元丰九域志》里的一条材料，说是在今天达县这个地方，有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春申君的故里。春申君在战国时期与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合称"战国四公子"，是当时非常有名风云人物。楚国春申君的故里怎么会跑到达县这个地方来呢?乍一看非常奇怪，刚开始我也不相信，觉得这恐怕是前人不留心的一个误记。后来发现一系列的文献当中都有相关或相似的记载或反映，因为《元丰九域志》讲得很清楚，这个记载出自旧时《图经》，就是过去地方志的记载，《图经》顾名思义就是有图有经，应该相当清楚。其后元朝的、明朝的、清朝的官修地方志，都记载这个事情，看来不是偶然的。后来我们进一步发现，在西南地区过去的文献当中，多有楚国向西南地区移民的传说记载。如贵州的苗族地区就有所谓宋家苗和蔡家苗，文献记载得很清楚，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灭掉了宋国和蔡国以后，把两国的贵族迁徙到了这一带的后裔，他们大量地保持了中原地区贵族的传统。根据清代的文献，他们耕读传家，虽然早已经融入苗区，却文化很高，不仅通汉文，而且出了很多文化人，与其他苗族明显不同。看来，这都是先秦时期楚人向西推进、移民西南地区的记载。
　　举这上面些例子，主要想说明，尽管楚人西进，巴的地盘大大缩小后，巴中地区仍然在巴国范围内，而且一直处于其腹心地区。对此我们还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出一些其他的依据，比如《华阳国志》的《巴志》就明确记载："江州以东，其人半楚"，而垫江以西，则多为巴人。江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垫江是哪里?不是现在的垫江县，而是今天的合川，它和江州(重庆)恰好在嘉陵江下游干流这样一条南北的纵轴线上。这条纵轴线以东，《巴志》说"其人半楚"，就是有一半的人都来自楚地，说明当时有大量的楚国移民，地点则在达县，处于今天巴中地区的东边。而在巴中地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楚人在这个地方居住和活动的直接记载。看来，巴中地区不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处于巴国的腹心地区，而且当着巴国的地理范围缩小以后，确实仍然在巴国范围内，因而一直保留了比较原真、原本的巴文化的本底。这样的情况，显然和巴中地理位置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楚人向西是逐步推进的，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推进到巴中一带，秦人就已经把他们灭掉了。因为文献记载反映，楚人攻占江州、垫江一带以后不久，秦国的著名大将白起就大败楚军，把楚国的首都郢都(在今天湖北江陵)攻占了，楚人只好东迁到了今天河南省东部的淮阳，历史上叫陈，离山东不远。后来在秦的进一步紧逼下，楚国都城又南迁到了今天安徽寿春，最后被秦人灭掉了。楚国之所以那么强大最后也被灭亡，重要原因就是制度上落后了。它没有采取像秦人一样比较彻底的改革，所以尽管它几乎具有整个长江流域的中下游，甚至包括一部分长江上游地区，疆域最辽阔，可能人口也是最多的，但是最后在统一战争中失败了。
　　秦灭巴蜀后，在今天川东一带设立了巴郡，巴中地区属于巴郡。此后到东汉末年，我们四川亦即当时的益州刺史刘璋将巴郡一分为三：巴郡、永宁郡、固陵郡。三者都分别拥有了过去巴国也即其后巴郡的一些地盘，当时汉昌县，就是我们巴中一带原来最早的县名，仍然属于巴郡。几年以后，刘璋又重新在地名上做了调整，把包括今天巴中的原巴郡改称巴西郡;把永宁郡叫做巴郡;再把固陵郡叫做巴东郡，东界在今天奉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巴"及其由来，它们都在传统四川的地域内。由此可知，今天湖北省的巴东并不属于历史上"三巴"的巴东郡，但是巴人的活动范围曾经到过今天湖北省巴东县这一带，则是没有问题的。
　　很显然，无论是从《华阳国志》所讲到的巴国疆域，还是战国中晚期巴国的势力衰弱、地盘缩小以后，渠江流域、特别是巴中地区都一直保留在巴国范围内，处于巴文化的腹心地带。秦汉时期，今天巴中一带一直属于巴郡，其后或属于巴郡，或属于巴西郡，北魏以来一直叫巴州，更足以说明它与巴文化的密切关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巴中地区过去一直在巴国或巴地范围内，历史上就一直是巴文化的中心地域之一，是巴文化的故里。今天我们提出要研究和大力弘扬巴文化的优秀传统，提出要打造新时代"巴文化中心"这样一个崇高理念和目标，不仅有历史依据，而且从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引领经济社会前进的角度看也非常必要。
　　这里对"巴中"一名也略说几句。我们知道今天的"巴中"是一个地级市的名称，早先则是一个县的名称，这是作为行政区划名称的"巴中"，出现于民国初年，当时把巴州改名为巴中。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改?是有道理的。和它由内在关系、作为区域性地名的"巴中"，在历史文献当中很早就出现了。举个例子，《后汉书》的《巴郡南郡蛮传》就讲到"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这就是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司马错、张仪带兵一举把巴和蜀这两个国家都兼并了。很显然，这里说的"巴中"，就不是行政区划概念，而是个地域概念，与"蜀中"、"汉中"、"关中"一样，都是习惯性的地域称谓。再比如，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左思，他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蜀都赋》，赋里提到"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所谓濮人，指当时在南方地区的一个农耕民族，这是一个很大的族群系统，所以左思称之为"百濮"，賨人或者板楯蛮就属于这个系统，后来融入了汉族。至于他说的"巴中"，显然与上面一样，也是作为地域概念的、广义的"巴"，有巴地之中的意思。这就与我们今天的巴中相关了，因为我们上面已经说明，今天的巴中一直就在巴国、巴地和巴文化范围内，处于其中心区域，也就是巴地之中，所以民国初年将巴州更名为巴中，可以说顺理成章，实至名归。
　　由上可知，历史上巴的地域是有发展变化的，有分有合。三巴分置以后，渠江流域尤其是巴中地区仍然在巴文化核心区域。大家都知道行政区域的变化在古今都经常会发生，比如传统上地属三巴的重庆，前些年就分出去建立了直辖市。直辖以后，重庆有的学者就提出了"巴渝文化"这一概念，不再讲巴蜀文化。其实重庆只是秦汉时期巴郡或汉以后三巴的一部分，一半以上的传统巴地仍然保留在今天四川的范围内。所以我们四川地区仍然要旗帜鲜明、充满信心地研究巴蜀文化。近年来，重庆的学者也开始发生转变，积极与我们合作，一起来做巴蜀文化的研究。我们《巴蜀文化通史》有两卷，就是由重庆的学者承担的。
　　有关巴中在巴国巴地当中的位置，我们就暂且说到这里。下面我们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巴文化的精神。
　　所谓巴文化，就是历史上巴国、特别是巴人或巴地创造的文化。我刚才讲了，巴文化是一个极其具有个性和特点的区域性文化，它富有特质的精神大体上反映在哪几个方面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我们本地有学者把它概括为四个字"忠勇节义"，总结得非常好。当然或许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些，是否可用"忠勇节义、豪放包容"8个字来概括，这里初步提出来供诸位商讨指正。下面我们举例对之做些简要的阐述。
　　说巴人或巴文化具有"忠勇节义、豪放包容"的精神和宝贵品格，这是有充分的依据的。我们可以举历史上著名的巴渝舞作为例子来加以诠释。商周之际，武王伐纣，号称有八百诸侯响应参加，基本来自西部尤其西南地区，其中主要有八个盟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这在《尚书》里记载得很清楚。周武王的这八个国家或盟邦都在西南地区，其中蜀在川西平原，其余至少庸、彭两国就在大巴山周边。据很多学者研究，巴就是彭。在川东一带，历史上有不少带彭字的地名、水名和器物名。如阆中有彭道将池、彭道鱼池，开县、云阳有彭溪，巴中所在的渠江流域板楯蛮也与彭密切相关。我们知道賨人是巴人主要支系，又叫板楯蛮，板楯就是木楯牌，是一种防御性军事装备，又写作楯排、彭排，楯是其本名，板楯是就其材料而言，彭排则是因为是彭人的武器。这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族群，并以其用优质坚硬的木头制作的楯牌或彭排著称，因而闻名天下。可见板楯蛮或賨人就是《尚书》中随周武王伐纣灭商的彭，彭人或板楯蛮居住生息的地域很宽，不仅广泛分布于大巴山以南的巴中以至整个渠江流域，而且在大巴山以北的汉中等陕西南部也很多，通过蜀道就可以方便地与关中地区的周人联系结盟，出兵参战。
　　巴人这次参加武王伐纣立了大功，而且表现极为突出而富有特色。《华阳国志》等史书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可见前歌后舞、英勇豪放的巴人，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殷纣王的军队，迫使其临阵投降，此事因而载入《尚书》这一古代最重要的典籍，彪炳千秋。史书又记载，西汉初年，板楯蛮"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渝舞的由来。打战与跳舞，现在看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两者的结合实际上正是古代军礼文化的传统，毫不足怪。打仗要唱歌跳舞，以提振士气，威压敌方，古代就是这样的。古人打仗是很讲礼的，双方一定要站好阵，鸣鼓也就是奏乐才能进军，决不能队都没有排好就进攻。坚守这样一个古代的军礼，这是历史上很多民族的普遍传统，在有的民族中一直流传到近代。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苏格兰人都要整齐列队吹着风笛，穿着花裙子，敲着鼓去冲锋陷阵。所以巴渝舞实际上就是源于我们賨人的古老的军乐军礼传统。以賨人为先锋的灭商一战打得非常漂亮，史书记载就说，賨人歌舞引领的部队，在甲子那一天上午一仗就把商王朝灭掉了，仗打得很痛快。到了汉高祖时，我们知道秦末汉高祖刘邦是被分封在我们巴蜀汉中的，当时的汉中在地理风俗上都与巴蜀同域。汉高祖以巴蜀为其王业之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定三秦，带领军队悄悄地从故道那边绕过去攻打关中地区，担任前锋部队的又是我们渠江流域的巴人--板楯蛮。仗又打得非常漂亮，汉高祖很兴奋，就下令宫中的乐人，也就是当时从事音乐歌舞方面的专业工作者，专门学习和演出巴渝舞，成为国家的传统节目，影响传袭甚为久远。巴渝舞的史实，实际上反映了巴民族是一个非常优秀而富有文化特色的民族，不仅很勇敢，而且很可爱，很豪放，很有艺术感。这么优秀的文化，老实说，如果我们不去弘扬它，那就真的对不起老祖宗了。巴文化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充分的忠勇坚强，豪放乐观的精神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今天如能将之融入文学艺术作品，一定会非常感染人。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文献当中记载的巴将军蔓子的感人事迹。据说巴国一度曾经出现过内部动乱，就请邻邦楚国派军队来帮助平定，当时就讲好条件，一旦平定以后，巴国就送三座城池给楚国作为酬谢。楚国很强大，很快就把平定动乱的任务完成了，就来要帐了，直接找到责任人巴蔓子将军，巴蔓子明确回答，国家的土地是不容丢失的，我可以用自己的脑袋来酬谢你，但是国家的城池没办法给。说罢就当场自刎，以头谢楚。楚王大为感动，他说，假如我的臣下都这样忠勇爱国，还要人家的城来干吗?!所以马上就命令以上卿之礼，安葬巴蔓子将军的首级，上卿相当于执政大臣，以这样一个崇高的礼节来安葬了巴蔓子，巴国也同样以国葬来葬了巴蔓子。巴蔓子将军表现的，无疑是坚贞爱国、有义有节、大智大勇的精神，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族群的精神和崇高的气节，毫无疑问是传统文化当中的精粹，是我们今天该弘扬的。
　　从"包容"这个角度来看，巴文化也是可圈可点的。巴地和我们整个四川一样，历来就是一个移民进进出出的地方，其文化犹如一个大型水库，水来自四面八方，又流向四面八方，在开放中形成动态的融聚。历史上的四川，曾经有过至少五六次大规模的移民，小的就难以计数了。古代最后的一次大移民就是湖广填四川，这之前，由于明末农民战争，明王朝与清军的战争，后来又是吴三桂的大规模叛乱及清廷的平叛，前后战乱好几十年，四川人口丧失殆尽。据清朝初年政府的统计，当时全川人口总共只有8万多户，省城成都到处断垣残壁，甚至有虎豹出没，省政府不得不搬到阆中去办公长达十几年，所以现在在成都基本上是以后移民的后裔，找不到清朝以前的土著人了。但在成都远郊的龙门山地区，我们还有一批土著。巴中的情况也类似，既有作为人口多数的外来移民，也有一定数量的土著。昨天我来的时候，和巴中文管所的汪所长同路，汪所长说他对此做过调查研究，认为他们汪姓就是土著，我想应该有道理。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巴蜀地区，历来有不排外、兼容并包的精神，这与巴蜀历来就有很多移民的史实和传统相关，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文化品格。因为如果是一个区域是开放的，其人民来自四面八方，又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这个区域一定是充满活力的。从系统论角度说，这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因为按照系统理论，封闭的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巴蜀文化为什么能够源远流长，充满活力，并形成传统，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什么叫传统，传统就是生生不息，传之久远的一个文化系统。这和我们巴蜀文化的品格、特质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巴文化毫无疑问也是具有这样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性格。
　　说到这里，就得提到蜀道，众所周知，我们巴中地区是蜀道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米仓道的所在地。传世文献反映，米仓道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据研究，它既是官道，又是商道，更是军事上非常重要的通道，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战役就是借助这条通道得以拉开雄壮活剧的大幕。至于在米仓道上来来往往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更是源源不断，对大巴山南北以至整个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米仓道的研究工作，尤其是考古方面的工作至今做得很不够，所以我们现在对这条路真还不太容易说得很清楚，不像金牛道。金牛道沿线的考古和文献梳理研究，都做得相当深入，我自己多年来搞巴蜀文化，就写过几篇关于蜀道的研究文章，包括在2009年广元国际蜀道论坛做的大会主题发言，虽然把米仓道纳入了论述，但不够深入。川陕两省政协2010年受全国政协委托，沿着金牛道作了一次考察，我应邀全程参加了这次考察;今年10月，全国政协文史委又亲自出马组织了一次实地考察，都没有走到米仓道来，不过在广元举行了蜀道研讨会，我也提交了一篇2万多字的论文，当中虽也论及米仓道，但仍然因会议所在地和参加考察线路的原因，重点探讨的是金牛道、故道和褒斜道。值得庆幸的是，今年11月，省政协文史委对米仓道作了正式调研考察，国家文物局也批准了对这条古道的考古调查。现在，全国政协正在牵头会同国家文物局等部门，积极准备以蜀道申请世界文化线路遗产。有的学者主张四川这边只包括金牛道，我不赞成，我认为必须将蜀道实事求是地作为一个线路网络来打捆申报，米仓道等重要线路绝不可以遗漏。
　　但是，米仓道由于地理位置等种种原因，好多研究工作没有开展，基础情况不清。我们国家的考古工作大量都是抢救性的，就是基本建设挖开了，挖出文物古迹来了，考古队才赶紧上来进行抢救性的发掘。由于一个时期以来巴中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考古工作很少开展，所以我们这边基本还是一片处女地，所幸国家文物局已经批了米仓道考古调查项目，市里也很重视支持，省考古研究院很快就会来开展米仓道的考古调查，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有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揭示米仓道的真实面目，尤其是起源和早期发展情况。我们本地已有学者对米仓道做了一些研究，提出至迟在秦汉时期已经初步形成的观点，很有道理。其实从整个蜀道的区域上看，如果我们把文献资料和考古学材料综合起来考察，就会发现其实它的起源应该是很早的。
　　历史上山地交通开辟的特点，就是其路线往往沿着河流和山涧谷道展开。这是符合规律的，因为水往低处流，水往平处流，水流的规律和人的交通规律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过去我国西部南北之间的交通，很早就是沿着山间南北流向的河谷这样一些通道来实现的。如果在野外考察迷了路，不要着急，只要找到河流，顺着河流就一定能够走出去。所以，我们巴中地区的这几条发源于大巴山的河流都是当时的通道路线所在，大致顺着河谷往源头走，翻越作为分水岭的大巴山，再顺着源于大巴山北向流往陕南盆地的河流前行，就能到达汉中，进而越过秦岭抵达关中。正因为巴中附近大巴山南北的几条河谷，都是连接巴中和汉中的路线，米仓道也就不是孤立的一条线，而是由复线或者说多线构成的线路网。因为山区作为河流的发源地和上游，支流众多，因而交通的支线也就较多。因为这个缘故，古代的通道有个特点，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自然还是人为的原因，主要通道往往因故因事转移。比如说发生自然灾害，山崩、地震、滑坡、洪水，可能使这条线暂时不通而转移到另外一条路线，以后可能又重新回归原来的主线;或者是由于政治上的动荡、军事上的原因，这条道不通了，又转到另外一条。我们在做南方丝绸之路调查时就发现，一旦有的路线因故几十上百年没有人走，很快就已经林草覆盖，很难看请了，甚至当地的人也忘记了，可是文献上还有记载或反映，使我们得以据之进行调查。
　　在米仓道路线网络中，从光雾山下来途径南江的路线，是米仓道的一条主线，这没有问题。但是米仓道决不止一条，通江这边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线，大、小通江流经的地方都是。有人认为还有栈道，如果真的是这样，就非常重要，因为栈道一般来讲应该是一个国家工程，说到底就是要把一条交通线变成一个快速通道，只有国道或官道才有这个条件，因为这需要大量的财力、人力来兴建和常年维护，民间自发形成的路线很难办到。巴蜀地区在秦以前是没有车辆的，而车战是中原地区的主战方式。秦之所以能灭巴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修通了金牛道，它的战车就可以进来了。《华阳国志》反映，最早的栈道是蜀人自己修的，说是秦人忽悠蜀王，打造了一头石牛，每天在它的尾巴后面丢块金子，就谎称这个牛能够拉金子，专门赠送给蜀王，蜀王高兴得不得了，就从汉中拖了回来，一路拖出了一条平敞的通道，秦国大军顺着这条路就打来，一举灭掉了巴蜀。这个传说无情地奚落了蜀王的贪婪愚昧，实际上反映，至少在秦灭巴蜀的时候，这样一条能够通过战车的大规模快速通道就已经形成。所以在《战国策》和司马迁的《史记》中都提到，秦人据有巴蜀后，"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这说明，世称蜀道难，也确实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祖先用自己的智慧、勤劳、勇敢把这个困难克服或大大降低了，所以蜀道虽然难，但是蜀道也是通的，而且通达状况可以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堪称人类交通史上的世界奇观。它连接了南、北丝绸之路，这两条丝路是唐宋以前中国主要的国际通道。唐宋以后，海外丝绸之路才逐渐开通，在这之前主要靠南北丝路，沟通和境外的联系。蜀道恰好就是连通南北丝路的一个战略性通道，所以它的地位非同一般，把我国南北地区以至整个中华民族，紧密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对于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对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偏高的重大历史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周秦汉唐时期，政治、文化及经济重心都在关中长安，我们知道长安离我们四川尤其是巴中实际并不远，中间虽然有秦巴横亘，但是我们由于开辟修筑了蜀道，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周秦汉唐时期，蜀道总体上是通畅的。到了宋代仍然很通畅，因为关中地区刚刚政治中心迁走，在惯性下还有相当的经济文化实力，特别是宋代四川的经济文化很发达，以强大的动力向外输送大量商品，所以蜀道上物流人流仍然很通畅和旺气。后来由于我国政治中心进一步东北向转移，经济重心也向东南转移，蜀道的重要性下降，国家不再投入巨资来维修，蜀道渐渐衰落，米仓道、荔枝道也面临这样一个情况，进而影响导致了我们这些区域经济文化的逐渐滞后。但在此前，这些地方很多时候并不落后，你看先秦巴人几度跟强大的楚国交锋，有胜有负，学者早已指出，当时的巴国颇为强盛，这是史实。再看巴中南龛、北龛佛教石窟，就会令人强烈感受到盛唐气象，那么精美的雕塑艺术，那么高级的文化，如果没有雄厚的实力做支撑，如果没有经济和文化的相应发展，绝不可能。相关资料揭示，这些足以见证巴中古代辉煌的佛教艺术，就是沿着米仓道由北而南传入的。所以，我们把米仓道等蜀道的发掘、保护、研究工作如果做好了，就整理和挖掘出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个工作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又迎来了大发展的好机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交通在迅速改善，当年米仓道的一些线路也开始或已经成为现代化的高等级公路。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项世界性的经验加教训，就是务必要保护和利用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这方面我们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我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连续出版的《世界文化报告》，书中汇集全球许多国家、地区在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研究报告，遗憾的是其中没有一篇来自中国或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提示我们应该尽快赶上去。如果说巴中地区在过去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发展有些滞后，那么在文化资源的拥有和保护利用前景方面，我们与其它地方却共处一条起跑线上，甚至还有自身特色和优势。只要我们切实按照党中央和省市委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精神，努力弘扬巴文化的优秀传统，就一定能走出一条文化引领经济社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建成新的巴文化中心，再现巴中历史上曾经拥有过的辉煌。
　　文化就其社会领域的划分来讲，虽然属于精神领域，但又绝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精神领域。换句话说，文化资源又具有经济属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从资源变成资本，形成产业、产品，由此它就成了经济本身，所以文化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文化本身就意味着经济。我个人一直从事历史文化的研究，这些年来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参与了省内外的一些文化产业的规划打造等工作，很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一旦和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就可以产生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由于专业工作的原因，我到过世界上一些地方，发现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一个共同现象就是非常重视文化，而且文化和产业以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得很好。比如在欧洲，法国的总统在国际场合讲话，很少提法国的经济，他主要谈法国的文化，他认为他们就是文化立国，因而刻意保护其悠久而独特的文化。可是我们知道，人们到了欧洲，总是想方设法要去法国，尤其是巴黎，因为那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太有吸引力了。既然世界上这么多的人都千方百计要到巴黎去观光体验和消费，试想巴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会低吗?反观我们过去，确实有很多教训需要汲取，如在成都老南门锦江上古老的万里桥，是"万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一成语典故的诞生地，该成语出自三国时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时的著名对话，如果古桥保留下来，将给多少人一个充分的理由来此一游。可是尽管有许多学者在媒体上强烈呼吁保留，最终还是把它拆了。现在看来，这是把金饭碗砸了，去打造一个随时可能锈蚀的铁饭碗。
　　现在，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反转使我们能够冷静地汲取先行者留下的深刻经验教训。在巴中地区，源远流长的巴文化，蜀道文化，三国文化，红色文化，还有光雾山等得天独厚的高品质生态，构成了非常优越的资源本底。须要指出的是，当今世界所谓生态，已不仅仅是一个纯自然概念，它早已经进入人们的文化关怀视野，是以人为本的，所以一个世界性的共同提法叫做生态文明。假如生态而不文明，而无文化与之深度融合，其价值是要大打折扣的。
　　如何用好本土资源发展文化产业，促进经济社会进步?从理论研究到实践运作都还处于初期阶段，这对后发地区倒是提供了相对平等的发展新机遇，这里只是抛砖引玉略谈几句。首先应该转变观念，对文化资源有全方位的认识，尤其要深刻认识它对于一方发展的经济社会价值，并使之从资源有效转化为资本。为此须要组织力量深入发掘、全面梳理本土文化资源，摸清本底，一是从中发掘最具特色的文化元素，以之融入、渗透到各类产品、产业，提升其品质和附加值;二是从本土资源中梳理出富有特色的亮点，作为文化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文化旅游、文化体育(如山地休闲运动)等产业的生长点，构建和延长产业链，形成特色文态与业态、形态和生态有机结合、四态一体的良性发展格局;三是从本土资源中提炼出底蕴深厚、魅力独特的文化符号体系，赋予城乡环境，寻求实现巴中文化的世界表达，打造城市和区域特色品牌，从而整体提升巴中鲜明的城市形象和知名度，增强综合实力尤其是软实力、核心竞争力，持续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总之，这是一门理论和实践并重、博大精深的学问，需要认真研究，从而达到取精用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
　　通过研读巴中的地方史志实地考察，深感巴中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优良生态，是我们最具特色的资源。很多资源都是一次性的，可是文化资源生生不息，只要会用，越用越多，越用越丰富，越用越值钱。对于巴中这样极其丰厚而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巴人的子孙无疑应责无旁贷地把它保护好。当今社会城市化发展非常快，城市越发展，上述资源就越彰显其珍稀价值。但在许多发展很快的地方，这类资源已经或正在迅速消失，我们作为后发地区，恰好可以把它变成优势。后发地区的发展不宜简单沿袭先发展地区的老路，否则容易陷入努力追赶也总难以自拔的落后地位。一定要紧密结合自身资源，培育自己的唯一性和特点，通过错位或差异性新路径来实现跨越式发展。我认为，现在巴中市提出以特色先进文化建成文化强市，以引领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新思路，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