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九十年巴文化研究综述

　　钮珊珊张立佳

　　巴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拥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在众多文化形态中显得格外独特。20世纪40年代“巴蜀文化”概念提出，学者对巴文化的探索和研究拉开了序幕。经历几十年的努力，巴文化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通过对近90年来巴文化研究成果的详细梳理，我们不仅能够深入了解巴文化的内涵，而且能够准确地把握其研究的现状和动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巴文化的研究。

　　一、巴文化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

　　巴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拥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在众多文化形态中显得格外独特。20世纪40年代“巴蜀文化”概念提出，学者对巴文化的探索和研究拉开了序幕。经历几十年的努力，巴文化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通过对近90年来巴文化研究成果的详细梳理，我们不仅能够深入了解巴文化的内涵，而且能够准确地把握其研究的现状和动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巴文化的研究。

　　从宏观角度看，巴文化学术研究的发展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以20世纪50年代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的考古发现以及《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的出版为标志，而第二个阶段则从那时一直延续至今。在第一个阶段，即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由于政局动荡，许多学者纷纷迁往西南地区，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逐渐吸引了他们的注意。1930年，史学家吴致华撰写了《古巴蜀考略》，这标志着巴蜀文化研究的开端。随后，钟凤年和张公量等学者也相继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如《论秦举巴蜀之年代》和《张仪入秦续辨——附马培棠、钟凤年二先生秦灭巴蜀在惠文王初元说的商榷》等。到了1940年，巴蜀文化研究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卫聚贤在成都白马寺坛君庙发现了青铜器物，并在《说文月刊》上发表了《巴蜀文化》一文，首次提出了“巴蜀文化”这一概念，这标志着巴蜀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此后，顾颉刚、郑德坤、陆侃如、黄少荃、于右任、卫聚贤、缪凤林、傅振伦、吴敬恒等学者纷纷加入研究行列，他们主要利用史学文献对巴蜀文化进行了深入的考证。这一时期巴文化研究的三大特点表现为：首先，巴文化研究尚未完全独立，而是作为巴蜀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其次，研究主要依赖于历史文献，对巴蜀的建国时间、地理位置以及与中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后，考古资料开始被引入巴蜀文化研究，打破了传统考证的框架。

　　进入第二个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至今，随着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墓地的发掘，大量巴文化遗址被发现和发掘，极大地丰富了巴文化的研究资料。这一时期，巴文化研究从“巴蜀文化”的概念中独立出来，形成了“早期巴文化”“晚期巴文化”“先巴文化”等新的研究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巴文化研究在论文、专著、学术会议、机构设置、研究阵地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这一时期巴文化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研究者开始运用新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开启了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其次，研究领域实现了多学科交叉，除了考古学和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学科也被广泛应用于巴文化研究中；第三，研究机制上，巴文化联合考古和研究机制的建立，使得研究区域从地方性研究扩展到全国性研究，研究机构的成立和多部门的联合研究，为巴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最后，研究内容的多样化，不仅包括巴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巴文化的起源与演变、巴文化遗址和器物等基础型研究，还包括了巴文化与旅游、巴文化普及宣传等应用型研究，研究方向开始由单一的基础型研究向基础型研究与应用型研究并重的方向发展。

　　二、巴文化研究的重点领域与成果概述

　　巴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综合性概念，它不仅涵盖了巴人的历史、巴地的地理特征，还包括了巴文化的多方面内容。巴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复杂而深入的课题，它涉及历史、民族、考古、语言等多个学科领域。通过对相关书籍的广泛阅读以及在中国知网等学术资源平台上检索有关巴文化的论文，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现象：许多学术论文和专著在探讨巴文化时，往往涉及多个研究领域，对巴的历史渊源、文化特色、民族归属以及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关系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巴蜀文化的研究历程已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以下内容主要对巴文化重点研究领域的成果进行总结。

　　（一）巴字的释义研究

　　目前，“巴”字的含义有山说、水说、植物说、蛇说、虎说、蚕说、坝说、石学说以及爬行说等等。一是山名说。曾超、郑文赞同巴字来源于巴山，主要根据《山海经》有关巴国和巴山的记载进行论证。二是水说。卫聚贤在1942年《说文月刊》中进行了论述，主要依据谯州《三巴记》、唐代李吉甫、清代高士奇等学者的观点。三是坝说。徐中舒在《论巴蜀文化》中首次提出，巴代表一种地形，来源于坝，之后有部分学者也赞同此观点。四是蛇说。关于巴字来源于蛇字说，学者的研究主要依据《说文解字》：“巴，虫也，或曰食象它（蛇），象形。”持这种观点学者较多，如前期阶段的吴敬恒、吴致华、陆侃如等学者从史学角度进行论证。之后，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周集云《巴族史探微》、沈长云《论姬姓巴国的建立与土著的族属等有关问题》、姜孝德《巴族图腾辨析》、周兴茂《巴人、巴国与巴文化》、杨华《巴族之“巴”字涵义》、彭邦炯《关于巴的探索》等文章也对这种观点进行论述。

　　其他说法的研究者也有，例如：张勋僚的《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申世放的《巴族鱼文化》认为巴字为鱼说。杨铭在《巴人源出东夷》一文中，指出巴人就是虎人，彭英明也赞同这种观点。之后杨铭进一步研究认为，巴字以动物说比较妥当。童恩正在《古代的巴蜀》中，指出巴应是指“石”或“石穴”。曾超在《“巴”义新说》中提到新的观点认为巴字的得名应与巴人善于爬行有关系。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学术背景出发，得出了不同的研究观点，争议和分歧较大。

　　（二）巴的族群与地域分布研究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学者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见解。

　　1.关于巴人的概念研究。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资料，给出了不同的解答，例如：巴最初是地域名称或族群名称等不同观点。童恩正在《古代的巴蜀》中提出，巴最初是一个氏族的名称，后来演变为民族的名称，最终又转变为国名。杨铭在《巴人源出东夷考》中认为，在迁徙和发展的过程中，巴族与其他氏族或部族结成联盟，并占据了中心地位，因此被称为巴人，即巴是一族群的名称。彭武一在《巴·土·土家》中认为，巴人是一个由多个部落组成的统一体。徐中舒在《论巴蜀文化》中则认为，巴是姬姓，属于江汉地区的姬姓诸国之一，是周族的一部分。徐南洲在《〈山海经〉中的巴人世系考》中提出，巴最初是地名，后来被用来指代巴人，巴人最终建立了巴国。孟世凯在《巴渝文化琐议》中认为，巴和巴人指的是巴族及其建立的国家，都是起源于巴地的。段渝在《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中，认为巴最初是地域名称而不是族称。

　　2.巴人的地域分布研究。目前，关于巴人地域分布的研究比较笼统，尚未得出巴人的具体详细的分布区域，只是已大致勾勒出巴人的分布区域。主要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从水系看巴人的分布地域。例如，徐中舒的《巴蜀文化初论》中，推测巴地域在汉代巴郡、南郡。庄燕和在《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中认为，巴在陕南汉水流域、四川、重庆嘉陵江、长江流域，湖北清江流域以及湖南和贵州乌江流域。郑德坤的《巴蜀始末》认为，巴在重庆、川东嘉陵江流域及长江流域部分区域。蒙默的《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西南民族的关系》中认为，巴的不同支系主要分布在夷水、汉水、渝水与涪陵水等地。童书业的《古巴国辨》认为，巴分布在汉水流域。二是从地域看巴人的分布范围。例如，潘光旦认为巴人分布在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安徽、甘肃、广西、江苏、湖南等地。之后，邓少琴、管维良、彭武一等学者也从地域角度分析了巴人的分布，例如：邓少琴认为巴人分布在川东、重庆、湘西北、鄂西南及贵州等地。这些研究观点大致一致，均认为巴人在重庆、四川、湖北、陕西、安徽、贵州、云南等地，只是学者研究角度不同。三是从时间脉络研究巴人分布区域。这方面的研究者较多，研究内容主要根据《华阳国志·巴志》《春秋左传》《后汉书》等文献中有关巴人战争的记载进行分析。例如：顾颉刚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标注商代巴人在陕南汉水流域，西周在汉水北、河南以南，春秋战国时期在重庆地区。董其祥在《巴蜀社会性质初探》中，指出殷周至春秋巴人活动在鄂、豫间江汉流域，春秋末年巴入重庆、四川，建都江州、湘、鄂、川、渝、黔地带。

　　（三）巴人族群起源和巴人起源地研究

　　1.巴人族群起源研究。作为一个族群，巴人的起源主要有几种说法。一是巴人的祖先是太皞氏。二是巴人是黄帝的后代。三是巴人史廪君的后代。这些观点主要根据《山海经·海内经》《华阳国志·巴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历史文献记载，学者对这些观点有赞同的，也有质疑和驳斥的。总体而言，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主要倾向通过文献记载进行概述以及对其他观点进行驳斥和质疑。

　　2.巴人起源地研究。目前，学界关于巴人起源的说法主要形成了几种主要观点，如清江流域、汉水流域、峡江地区、西北地区等。一是清江流域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童恩正、张勋燎、宋治民、王善才、孙华、罗二虎、张正明、杨华等人，学者主要根据《世本》《后汉书》《晋书》《水经注》《蛮书》等文献以及清江流域发现的考古遗址来论证。二是汉水流域说。这种观点主要依据《华阳国志·巴志》有关武王伐纣的记载及陕西城固和洋县青铜器群、甲骨文有关巴方的记载等文献和考古证据。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亦很多，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庄燕和的《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童书业的《春秋左传研究》、田耕的《春秋以前巴人史迹辨析》、徐中舒的《巴蜀文化续论》、董其祥的《巴史新考续编》等文章都论证了这种观点。到了21世纪初，张正明的《巴人起源地综考》、张硕的《巴人起源地新论》等文章和著作中依据新出土的考古证据再次论述了这种观点。三是峡江地区说。1980年，俞伟超在《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而作》中，将《山海经》《世本》《后汉书》等文献记载与鄂西峡江地区发现的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结合，首次提出了峡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缔造者为早期巴人。之后，张勋僚、杨权喜、郝良真、朱世学等学者也论证了这种观点。

　　（四）巴的社会经济研究

　　巴蜀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区域文化，对其社会经济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学界普遍认同蜀人拥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巴人则是粗耕农业，兼营狩猎畜牧，这个问题已达成共识。关于巴的社会经济方面研究大部分散见于巴蜀文化研究专著的某一篇章中，而专题性的论文几乎不见。例如：童恩正的《古代的巴蜀》第四章论述巴的社会经济，巴人善于制盐、丹砂、青铜铸造、陶器冶炼、编织等工艺，巴人还善于经商。李宗放的《四川古代民族史》第三篇论述了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认为廪君巴国和秦统治下的巴国主要以农为主，兼顾渔猎、手工业和其他副业。此外，仅见董其祥的《巴蜀的社会经济初探》、朱世学《巴族渔猎经济形态探析》《巴蜀文化的差异性探析》等几篇论文对巴的社会经济进行探讨。

　　（五）巴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研究

　　巴人世代居住在西南地区，西南地区自古以来民族众多，巴人与众民族之间交往密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可将这些论文归为两类。一部分论文讨论了夏商周时期巴人与其周边部族及巴人内部族群的关系。例如：李宗放的《四川古代民族史》从民族学角度讨论了巴族地区各部族的分布。而朱世学的《论早期濮文化与巴文化的关系》则分析了早期巴濮民族的分布地域与联系。段渝的《先秦巴蜀地区百濮和氐羌的来源》分析了巴蜀地区百濮和氐羌两大民族系统的来源与分布。朱韬的《夏商周时期长江上、中游族群分布于迁徙：以蜀人、巴人、楚人为例》，分析了夏商周之际巴地族群。春秋战国时期，巴与楚、秦、蜀、越等地区联系密切，部分学者从宏观角度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据，分析了巴与楚、蜀、秦和越族的关系。例如：董其祥的《古代的巴与越》、韩苗的《百越与巴的先秦考古文化比较》分析巴族和越族的关系以及巴族器物中含有的越族元素。刘先枚、刘自斌的《虎方考—兼论巴周、巴楚关系》、刘不朽的《巴楚在三峡地区的军事争夺和文化交融—关于巴楚关系与巴楚文化之探讨》、赵炳清的《巴、楚关系诸问题之研究》、白九江的《巴楚关系探讨》《巴楚关系刍议》《从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看楚文化的西进》、黄尚明的《论楚文化对巴文化的影响》、邹芙都的《巴蜀文化中的楚文化因素》、杨华的《从鄂西考古文化的发展谈巴文化的起源》、陈文学的《春秋战国时期楚、巴关系试探》、朱萍的《楚文化的西渐》等文章梳理了巴楚之间的关系发展变化。宋治民的《巴文化与蜀文化》、屈小强的《古蜀鱼崇拜与蜀人东进》、方铁的《先秦时期蜀、巴的民族关系》从民族迁徙角度探讨了巴蜀民族间的互动。胡静的《浅析秦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影响》、藤铭予的《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考察》则分析了秦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关系。

　　（六）巴蜀符号和巴蜀印章的研究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巴蜀符号的研究持续深入，并逐渐形成了“巴蜀符号”“巴蜀图语”“巴蜀文字”等术语，本文统一称为巴蜀符号。目前，学界对巴蜀符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巴蜀符号的性质问题；其次是巴蜀印章的起源问题；第三是单个符号及其组合的含义问题；第四是巴蜀文字的研究，这部分内容与前两个方面有所重叠。此外，一些专家对巴蜀印章上的文字进行了深入解读，其中解读最为详尽的是成都新都木椁墓印章和什邡市丝绸厂M21墓印章，其次是冬笋坝M50和罗家坝遗址M25出土的印章印文。

　　巴蜀符号的性质问题，目前可归纳为文字说、图语说、符号说和图腾（或族徽）说。首先，文字说得到多位学者的支持，如卫聚贤、徐中舒、童恩正、龚廷万、俞伟超、邓少琴、钱玉趾、冯广宏、冯时、应骥等专家均赞成此观点。其中，李学勤和段渝对巴人文字说进行了深度的研究，李学勤将这些符号分为巴蜀文字甲乙两类，巴蜀文字甲类包括两种，一种是常见的、重复出现的比较简化的表音节文字，一种是不常重复出现的表义文字。最后是图腾或族徽说，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也较多，如童恩正《古代的巴蜀》、沈仲常《新都战国墓出土铜印图像探源》、胡大权《巴蜀符号是图腾艺术》、王仁湘《巴蜀徽识研究》、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等文章和专著都论述了巴蜀符号是巴人的族徽、图腾标记，氏族徽号和巫术礼仪符号。

　　巴蜀印章来源和分类问题。关于巴蜀符号的源流，自20世纪50年代起，《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首先提到“与船棺葬共出的汉字印章是中原传入，巴蜀印章是模仿汉字印在本地仿铸的。”此后，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四种主要观点。一是巴蜀符号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如彭静中在《古代巴蜀铜器文字试释》一文中，指出，巴蜀印章上的巴蜀符号可能是将中原的甲骨文直接引进自己的文字之中加以使用。二是巴蜀符号受到两河流域或印度河流域的影响，段渝的《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和《论巴蜀文字及图像中的“英雄擒兽”母题—从宣汉罗家坝出土巴蜀印章及图像谈起》、刘志《从巴蜀印章刊印刷术起源》、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巴蜀印章试探》等文章都论述了巴蜀符号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巴蜀印章。三是巴蜀印章是本土文化影响下而创造，如李复华、王家祐《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叶莹《关于巴蜀印章的研究成果及其价值意义》、刘国勇《巴蜀符号的巫文化解读与影响》等都认为巴蜀印章是本土创造的。

　　（七）巴人宗教信仰研究

　　巴人的宗教信仰研究主要表现在巴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杀人祭祀、巫鬼信仰等内容，其中图腾崇拜，主要是蛇、虎、鸟崇拜。这些研究内容主要依据文献加以分析，因不同学者使用的文献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杨晓红的《先秦时期巴人信仰文化》、熊晓辉的《巴文化与土家族宗教信仰》、张永清的《巴人信仰文化及其观念解读》、牛富萍的《巴地巫文化研究》、谭优华的《巴人与崇拜图腾》、冯恩学的《三峡巴人崇拜太阳和使用贝币的实证》、赵冬菊的《从三峡考古刊巴人的生活习俗》、曾超的《巴人占卜形式考》《巴人占卜的炫彩及其特点论述》、何小容的《巴地巫文化研究》、张海燕的《巴地巫文化与楚辞的关系研究》等文章，通过文献和出土文物主要对巴人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巫文化等信仰进行综合性讨论。图腾崇拜的研究者最多，成果也最多。图腾崇拜中的白虎信仰与祖先崇拜内容一样，存在重复，如曾超的《试论巴人—土家族敬祭白虎的变异》、王纪潮、唐刚卯的《巴人虎图腾辨析》、萧国松的《巴文化中的龙、虎崇拜说略》、彭英明、段超的《略论巴文化和土家族的关系》，杨华的《对巴文化与土家族文化研究的再认识》，胡尧的《试论巴人与土家族的关系》、黄剑华《巴蜀的崇虎传统》、杨小刚的《巴蜀青铜兵器虎纹与巴人崇虎内涵探析》、张旋的《先秦时期巴人崇虎风尚及其演变》等文章均有论述巴人崇白虎的信仰，这方面的研究较多不详细赘述。此外，陶兰的《从“巴”字看巴人的崇蛇文化》、杨华和丁建华的《巴族崇“鸟”的历史因由》《巴族崇“鸟”考》分析了巴人的鸟崇拜和蛇崇拜现象。

　　（八）巴文化墓葬和出土器物研究

　　早期巴文化研究中，川东地区的研究弱于重庆和鄂西地区，川东新石器文化遗址研究，仅有王隆毅、戴鸿等的《宣汉罗家坝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征分析》、李水成的《罗家坝遗址史前考古学文化源流蠡测》、马幸辛的《试论罗家坝遗存》《再论罗家坝遗存》、王仁湘的《四川广元市中子铺细石器遗存》等几篇文章，而重庆地区和鄂西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者主要对哨棚嘴文化、城背溪文化、玉溪坪文化、大溪文化、老关庙下层文化、中坝文化、白庙遗存等文化的年代和分期、文化特征、与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和论述，已基本构建了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白庙遗存的鄂西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以及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

　　川东、重庆、鄂西等地发现的晚期巴文化遗址遗迹较多，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丰富，角度多样，成果丰硕。例如：蒋晓春的《试论涪陵小田溪墓地的分期与时代》、周明琴的《三峡地区东周墓葬研究》、罗二虎的《晚期巴文化李家坝类型初论》、白九江的《川东北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发现与考古学文化》、陈杰杰的《云阳李家坝战国时期巴人墓葬殉人现象探究》、向明文的《宣汉罗家坝遗址M33的年代与墓主社会地区》、余琬莹、杨华的《试论宣汉罗家坝朱砂葬—兼论巴人与丹砂的渊源》等论文，对巴文化的墓葬制度、葬俗等问题进行研究，而向明文的《巴蜀式青铜釜甑的类型、年代与分歧研究》、彭学斌的《从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几种青铜容器看战国—汉初巴人上层社会饮食文化》、谢振斌、冯六一的《浅析罗家坝遗址青铜壶M2:2》、卢林明的《云阳李家坝遗址出土铜器的生产问题研究》、杨小刚的《李家坝遗址出土青铜器制作工艺初步分析》、杨岸的《小田溪墓群青铜器装饰纹样研究》、谢振斌等人的《罗家坝出土青铜器的锈蚀研究与保护修复》等文章对巴文化墓葬的出土器物进行研究。朱世学的《巴式柳叶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巴族地区同代购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巴人地区青铜戈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虎钮錞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巴式铜钲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巴式青铜器虎形纹饰的发现与探讨》、杨勇的《论巴蜀文化虎纹戈的类型和族属》、林必忠的《试论柳叶形青铜剑的源流》、范勇的《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陶春林、马晶的《从巴族典型器物的考古发现看巴文化的发展与传播》等文章，则是从宏观角度对巴式青铜器进行研究。

　　（九）巴渝舞研究

　　巴渝舞构成了巴文化的核心，这一舞蹈形式由古代巴地的先民所创造，生动地展现了远古巴人的生活方式、自然环境以及社会背景。自1987年董其祥撰写《巴渝舞源流考》以来，众多学者投身于巴渝舞的研究，其研究领域涵盖了巴渝舞的起源、性质与特点、发展演变以及转化应用等方面。

　　杨爱华和李英的《“巴渝舞”历史渊源与特点的研究》，刘国勇的《巴渝舞：原始狩猎巫舞到宫廷武舞的嬗变》以及曾铮的《“巴渝舞”的历史渊源》，都深入探讨了巴渝舞的起源，认为其可能与巴人的日常生产活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巫术仪式紧密相关。同时，段绪光、彭贵川、何光涛、李晓龙、马璐瑶、段绪懿、夏毅等学者，对巴渝舞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与发展、衰落的原因进行了详尽研究。此外，还有学者专注于民间巴渝舞的变迁，普遍认为巴渝舞在宫廷衰落后，在民间得以复兴，并逐渐演变成多种不同的舞蹈形式。

　　（十）巴文化的应用型研究

　　巴文化的应用型研究主要体现在与旅游开发、环境景观以及设计研究的结合上。例如，彭万廷的《巴楚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张芹的《论巴文化演生生的手段迫力》、王荣成的《宣汉罗家坝遗址价值研究》、宋小武的《达州—亟待开发的历史文化名城》、曾超的《试论巴人对乌江流域的开发》、杨柳的《巴文化与三峡旅游》和《试论三峡文化旅游开发应以巴文化为主题》、谭继和的《巴蜀历史文脉传承的特色文化圈》和《巴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周兴茂的《巴文化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其开发》、胡成霞的《巴文化课程资源开发：竹枝词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实践应用》等论文，都对巴文化的开发利用与转化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

　　三、巴文化研究挑战与问题

　　“巴文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实现了从“提出”到“确认”再到“突破”“发展”的转变历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巴文化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由研究由地方性研究向全国性研究发展；由基础性研究向基础与应用型研究并重发展。随着考古的不断深入及人们对巴文化的逐渐认识，巴文化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研究阵地也不断丰富。但巴文化研究仍面临一些挑战与问题。

　　（一）巴文化研究的资料匮乏与解读难题

　　巴文化研究的资料匮乏与解读难题一直是制约该领域深入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历史久远、文献散佚，关于巴文化的直接记载极为有限，研究者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巴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此外，巴文化遗存多分布在偏远地区，受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许多遗址和遗物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进一步加剧了资料匮乏的问题，同时，由于目前巴文化遗址发掘面积有限，已发掘的遗址大部分都是墓葬资料，而有关巴文化的城郭、手工作坊等遗存尚未发现，导致很多问题仍有待解决。

　　（二）巴文化研究的学术争议与观点分歧

　　在巴文化学术研究领域，学术争议与观点分歧一直存在，这些争议和分歧不仅反映了学术研究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推动了巴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其中，巴文化的起源地的争议、巴蜀符号性质的争议、巴人是否参加武王伐纣等争议都是巴文化研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这种争议和问题不仅丰富了巴文化研究的内涵，也为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巴文化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思路。这些争议与问题还需要进一步通过深入挖掘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等多元信息，结合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综合分析，以便更加准确地揭示巴文化的历史面貌和文化内涵。

　　（本文系巴中市巴文化研究院重点课题项目，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