擂鼓寨遗址：待破译的巴文化密码

　　大地上除了四季变化的风景，还留下人类古老的遗迹，诸如擂鼓寨，既是地理景观，又是文化遗址。

　　松柏千章、蔚然深秀的擂鼓寨，三面陡壁，孤峰突起，望之如春笋破土而出。山风过坳，一阵比一阵劲疾的林涛不绝于耳。行走在遮天蔽日的树林间，我们仿佛重回古战场，听到急促的擂鼓声提振士气，出征或迎战……

　　擂鼓寨位于四川省通江县东南通江河左侧台地之上，海拔812米，距离通江河约3公里，距离通江县城约14公里。不要小看这处台地，层层黄土之下，埋藏着文献不载、旷古鲜为人知的秘密——1987年5月6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消息《四川省通江县发现商周文化遗址》，“秘密”被公开，擂鼓寨首次进入全国受众视野，也一并吸引了考古界关注的目光。

　　然而事实远比这则消息复杂——擂鼓寨遗址并非商周时期文化遗址，其年代更久远。

　　台地深厚的黄土下，究竟埋着怎样的秘密？

　　近四十年后的初秋，我们走进现场，重新讲述擂鼓寨遗址的故事。

　　遗址发现赵明皓的“石斧情结”

　　赵明皓家住擂鼓寨西麓。家里有一块祖传的“开山儿”石，长2寸、厚0.5寸，头宽1寸、刃宽1.2寸，表面光滑，呈青黑色，菱角分明，轮廓对称，且石质坚硬、造型精美，家人视其为浑然天成的工艺品，当做宝物，代代相传。

　　“开山儿”系通江方言，就是伐木、劈柴的斧头，“开山儿”石即石斧。

　　赵明皓祖父是裁缝，曾用“开山儿”石压衣服的纽襻条子。编草帽时，祖母也用“开山儿”石压草帽边子。儿时的赵明皓常常玩耍“开山儿”石，对它爱不释手。年龄渐长，他好奇地问父亲这块石头是哪儿来的，父亲说是赵明皓曾祖父在屋后山坡上捡的。从儿时到成年，赵明皓心里一直装着这块石头——这个状如斧头、刃口极薄的小石块到底是什么器物？它的用处是什么？屋后的山坡上还有没有类似的石块？

　　赵明皓当过代课教师，主编过乡志、地方行业志，寻访过散落民间的文物，自称“四不像农夫”。他在收集民间文物时，时时处处留心“开山儿”石类似的石块。他也陆续在擂鼓寨下的田边地角捡到陶片、疑似石器的石块100余片（件），视为宝物存放家里。1982年，县文物管理所干部刘辉光得知消息，到赵明皓家查看他收藏的宝物，带走了祖传的“开山儿”石，说是石斧，属于重要文物，按规定，要上交县文物管理所保管。

　　1984年3月，赵明皓受聘主编《春在乡志》。一次田野调查收集资料时，他行至屋后紧挨山坡的地边，意外捡到一块比巴掌略小的石块。石块厚薄均匀，形制规整，和家中那块已被收走的“开山儿”石极相似。

　　“可能是石斧！”赵明皓心想。

　　他在地里及附近细细搜寻，又捡了10余件石器，有斧、凿、矛、石球、盘状器等。凭着粗浅的文物知识，赵明皓初步判断：这里极有可能是远古人类活动遗址。他觉得事情重大，迅速上报县文物管理所，并上交了这10余件石器。县文物管理所很快派人到擂鼓寨查看现场，核实后，随即将情况上报上级文物部门。

　　1987年3月，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四川省文物普查办公室根据通江县文物管理所收藏的石器线索，追踪并确认了擂鼓寨遗址。对于遗址年代，专家意见分歧,有人说是商周时期遗址，有人说是新石器时代遗址。为了确切判断遗址年代，1989年11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派陈德安（三星堆遗址工作站首任站长）、罗泽云、雷雨、敖金蓉、吴长原5人，在通江县文物管理所干部李惠芳、岳钊林陪同下，前往擂鼓寨实地调查。在赵明皓的协助下，考古调查人员在擂鼓寨南壁下长约60米、宽约10米的缓坡地发现，地表陶片凌乱，俯仰可拾；在一农田断面中，发现一座剖面呈锅底状的灰坑，坑内包含较多红烧土粒及陶片。考古调查队员采集的陶器标本，分为砂质、泥质两大类，以夹砂陶居多，色泽以红褐色、褐色、黑色为主。多数陶片表面饰有划纹、网格纹、凹旋纹、戳印纹、乳钉纹。石器标本以斧形器为多，器体大多厚重，制作较为粗糙、原始。

　　考古人员的调查，颠覆了先前《人民日报》对擂鼓寨“商周文化遗址”的报道。随后，相关调查简报也发表于《四川文物》1991年6期。简报结论认为：擂鼓寨遗址年代大致定在新石器时代较为妥当，遗址属于山地文化类型，其价值在于为进一步摸清四川境内尤其是盆周山区早期古文化面貌提供了新的线索。

　　遗址试掘出土遗物数量惊人

　　1990年12月3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通江县文物管理所，启动对擂鼓寨遗址的试掘工作。

　　参与试掘的考古人员一共5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胡昌钰任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队长孙智彬任工地负责人，达县地区文化局文物干部马幸辛，通江县文物管理所干部李惠芳、席凯为队员。

　　考古队员进驻擂鼓寨，村民热忱迎接，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

　　“考古队员来了，赵明皓提前把家里的猪杀了，备酒接风。赵明科腾出两间屋，给考古队员住宿。”78岁的村民赵有建告诉我们。

　　“遗址总面积8697平方米，分布在擂鼓寨西北、南面悬崖下的缓坡。我们据此把遗址划成南、北两个区域。”考古学家孙智彬回忆，“南区地表多为耕地，受后期扰动较大。结合钻探结果，试掘最终选定在南区开展。”

　　试掘前，考古队员在南区布设13个探方，实际开挖3个5×5米探方，发掘面积75平方米。依照土质颜色变化，整个探方自上而下划分9层，各探方深度控制在1.05米至3.2米之间。

　　试掘期间，赵有建等9名村民协助考古队员工作。

　　“我们干了整整40多天，每人每天发3块钱作为报酬。我们高兴得很！”赵有建记忆犹新。

　　试掘期间前20天，乏善可陈。

　　探方第一、二层泥土包含物稀少，几乎不见古人类活动痕迹；第三层，仅有零星陶片、石器出土；第四层，才见残石斧与釉陶片；向下挖到第五层，依旧只有少量破碎陶片、石器。一层层清理完毕，既没有发现房址、灰坑等重要遗迹，也不见完整器物。

　　“一层层往下揭，翻出来的全是零碎标本，感觉找到重要遗迹、完整器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时，大家心灰意冷，基本上不抱什么指望了。说白了，我们已经做好背起铺盖卷走人的打算。”孙智彬回忆，“但赵明皓曾经在此范围内采集到不少完整的石器，这个真实存在的线索，又让我们心有不甘、满怀希望。纵然希望渺茫，我们还是抱着碰一碰运气的想法，继续向下掘。”

　　就像很多事情的成功贵在坚持一样，转机，在探方第六层悄然出现。

　　考古队员与民工挖到第六层，出土遗物明显增多，出现了较为完整的石器与陶片。到第七层，惊喜接踵而至，遗物出土数量大幅增加，不少石器和陶片保存完好、完整。

　　“这下终于不用背起铺盖走人、无功而返了！”孙智彬回忆当时的惊喜仍难掩喜悦的表情。

　　丰富的出土遗物令考古队员兴奋。佳音传至达县地区文化局，文化局负责人认为擂鼓寨遗址试掘现场是考古学习最好的课堂，要求各县文物部门的骨干分批前往试掘现场，实地接受考古培训学习。

　　试掘工作兼顾考古教学，继续掘进。

　　探方第八层出土遗物略少于第七层，遗物种类大体相近。至第九层时，出土遗物达到整个遗址的峰值，石器、陶片层出不穷。

　　当年试掘的3个探方当时回填后，如今地表上荆棘丛生、杂草密布。退休的席凯故地重游，站在一个回填的探方前，为我们复原当年的试掘细节：“挖、掏、刮、扫、挑、剔，我们每天都重复着这些动作。挖，贴着土层边缘慢慢下锄，不敢带起多余的土；掏，把灰坑里的土一点一点刨出来，小心翼翼；刮，用平口铁锹把断面刮溜光，土色深浅、土质松紧才看得分明；扫，拿起排刷轻轻拂去陶片、石器上的浮土或黏土；挑，看见陶片、石器露了头，就用竹签顺着边缘挑开周围的土；剔，最后只剩薄薄一层时，得屏住呼吸，一下一下剔，像绣花，更像做针线活……”

　　“试掘的每一个步骤都急不得。如果手用力稍大，泥土里的遗物就碎了。”站在旁边的赵有建补充说，“一旦发现有陶片或石器，就要立刻叫停。拍照、绘图、编号、记录，一项都不能少。”

　　遗物出土后，考古人员将陶片、石器分类，然后包装、贴签、装筐、上车。

　　在试掘现场围观的村民，眼睛紧紧盯着探方，大气也不敢出，山坳里只剩下风声和零碎的鸟鸣。出于好奇，村民盼望挖出来的是金元宝或者铜圆之类的东西，他们对出土的陶片、石器大失所望，一些人就悄悄咪咪离开现场，干活去了。

　　40余天，3个探方，共出土陶片、石器20685片（件），其中，陶片19873片，石器及半成品812件。

　　次年7月，达县地区文化局编印的第19期《文化动态》简报发布试掘成果，说擂鼓寨遗址的科学发掘在川东北地区尚属首次，填补了达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空白，将川东北地区的史前考古向前推进了关键的一步。考古界专家认为，这是达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

　　遗址年代略早于三星堆一期

　　较小的试掘面积，却获得丰厚的回报，令人喜出望外。

　　遗址的年代界定也有了具有说服力的科学依据——碳十四测年给出了遗址的时间坐标：探方第九层标本测定距今4480±120年，树轮校正后距今4995±159年，属于龙山时代。从年代对比看，擂鼓寨遗址略早于三星堆一期文化。

　　至此，擂鼓寨遗址将川东北人类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年，成为四川地区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之一。

　　人类创造与制作的器物或建筑，被赋予了人类生活以秩序和意义。探方揭开厚达3米的9层文化堆积，2万余片（件）出土陶片、石器，无声地佐证了擂鼓寨曾经聚居着规模不小的远古先民。史前人类的生活图景，由此可以一点点拼接，尽管还有些模糊、抽象。

　　擂鼓寨遗址试掘出土的石器种类繁复，细石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三类并存。燧石制作的细石器多为各类刮削器；打制石器有肩石斧、石锄、砍砸器、尖状器；磨制石器有斧、锛、凿、矛、石镞、石球等，还有加工工具磨石。

　　成套工具说明先民的石器制作技艺已经成熟，具备狩猎、生产、防御能力，社会内部或已出现简单分工。

　　擂鼓寨遗址试掘出土的陶片类别纹样丰富，以夹砂陶为主，盘、碗、器盖、直腹杯、敛口瓮等器型齐全，平底器居多，少量带圈足。黑陶占比最高，橙黄陶、褐陶、红陶并存；划纹、方格纹、绳纹、波浪纹、附加堆纹、戳印纹、镂孔遍布器身，不少器物口沿做成锯齿、波浪状花边。

　　一道道纹饰，刻录着先民对自然的观察，承载着原始的艺术表达。彼时，先民不仅仅满足于器物的实用功能，还萌生了朴素的审美追求。在他们生活中，有了爱美的观念。

　　“遗址分布在离河道较远、地势偏高的台地上，属于山地文化类型，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原始文化面貌。擂鼓寨遗址的发现、试掘，填补了四川龙山时代文化谱系和类型上的空白，具备命名‘擂鼓寨文化’的条件。”孙智彬作出如此结论。

　　诚如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说：“新石器时代，每一个地方都发展了自己的早期文化，有其地域性的色彩。”（《万古江河·古代以前：中国地区考古略说》）

　　然而，试掘仅掀开擂鼓寨遗址“冰山”一角，诸多谜团还需解开。

　　“擂鼓寨遗址南区13个探方，只试掘了3个，就刨出2万余片（件）陶片、石器。剩下10个探方里，埋藏着什么遗物还是一个未知数。遗址北区也未试掘，不知地下沉睡着多少遗物？擂鼓寨遗址会不会是一个史前聚落中心？省内不少遗址都带有与擂鼓寨相似的文化印记，各遗址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承传发展变化的轨迹是什么？这些都不明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孙智彬说。

　　与擂鼓寨遗址相同文化因素的遗址在四川境内分布较广，但川北巴中这一核心区域至今未发现大型聚落遗址。擂鼓寨遗址是否就是史前聚落中心？黄土掩埋着陶片、石器，也深藏着答案。

　　“擂鼓寨遗址试掘，时间已过去近四十年。遗址虽然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它的神秘还一直留在考古界。希望有朝一日，能正式较大面积发掘，揭开它的真面目。”通江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王敬满怀期待。

　　遗址守护一家人四十年接力

　　1991年1月中旬，考古队员完成试掘任务，离开擂鼓寨时，赵明皓再次设宴为他们饯行。

　　席间，赵明皓赋诗祝酒，表达依依不舍之情。孙智彬代表考古队衷心感谢，动情地说：“没有您，就没有擂鼓寨遗址的发现。我们今后凡是提到擂鼓寨遗址，必定要提到您！”

　　惜别时，孙智彬反复叮嘱赵明皓守护好遗址。

　　考古队员走后，每年农闲和暑假、寒假、春节期间，赵明皓都要带着儿孙，前往住宅附近几处与擂鼓寨地貌、土质、岩层等相似的地方“考古”，村里人戏称为“家庭考古队”。数年之间，赵明皓又收集陶片、石器、烧结土等遗物800多片（件、块）。他将这些遗物装了四五麻袋，保存在家中。每当有文博人员来擂鼓寨考察遗址，每当有记者来擂鼓寨采访，他就把这些陶片、石器从麻袋里倒出来，给来者展示。其“家庭考古队”又先后发现了碉堡梁（又名梓潼宫梁、空欢喜梁）遗址和凤凰包遗址。

　　2002年，在县文物管理所、县文化馆和春在镇政府支持下，赵明皓腾出住房一间，开办“擂鼓寨文化陈列室”，700多片（件）陶片、石器向学生与各地慕名而来的访客免费开放。

　　遵照孙智彬临别时的嘱托，为了守护遗址、保护文物，三十多年里，雨季擂鼓寨每有滑坡、附近的田地每有崩缺和沉陷，赵明皓总是最先赶到现场，看有无遗物露出地表。村民建房打地基、修路、挖塘、开渠，他也要去施工现场查看，希望有文化层出现。

　　2020年9月，赵明皓因病去世。临终前，他将擂鼓寨文化陈列室门钥匙交给妻子向会兰，叮嘱她一定要保护好那些凝聚了他一生心血的陶片、石器。如今86岁的向会兰尽管行动不便，但每逢有人参观陈列室，她都乐意开门，热情接待来者，并耐心讲解。

　　擂鼓寨遗址发现后，通江县政府随即划定保护范围，树立保护标识，安排人员定期巡护遗址。2025年10月，以擂鼓寨遗址为核心的展览《古巴人足音——擂鼓寨遗址》在擂鼓寨村开展，沉睡数千年的史前文明，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目前，通江县正在规划建设擂鼓寨遗址公园，系统保护遗址本体，打造文旅融合生态示范基地。

　　擂鼓寨遗址的试掘，使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在川东北米仓山东段南麓的低中山区，获得了经过科学发掘、有地层根据的比较丰富的实物资料。这些实物资料或者说文化遗存——二万余片（件）陶片、石器是重构史前时期历史的核心依据，也是解释历史的重要证据。研究这些陶片、石器，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的整体文化面貌有了一个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有益于对其文化谱系及其与周邻文化关系进行更高层次深入研究。

　　距今5000年前后，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擂鼓寨遗址初步提供了“擂鼓寨文化”向文明演变的时间线索，以及演变进程。它就像一扇穿越时空的窗，让我们得以窥见人类远古时期原始、质朴而简单的生活——渔猎、耕种、收获、储藏，择地而居，繁衍生息。它也是大地埋藏的秘密、人类文化的密码——它是不是大型聚落遗址？出土遗物为何全是陶片而无完整陶器？这些器物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随着考古科技的发展，我们相信会有科学、权威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