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仓道起源与早期发展蠡测

       有关米仓道的文献记载

　　古代蜀道网络系统中的米仓道本为世所周知，但传世文献在关于蜀道诸线的记载中，相对于故道、褒斜道和金牛道等，有关米仓道者比较晚，因而史籍径称米仓道者大概已在元明以后。加以米仓道所在的巴中等市县地处偏远的秦巴山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滞后，交通落后，当地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珍贵价值容易为外界所忽略，学界的研究也不多，以至在近年为蜀道申请世界文化线路和自然遗产举行的热烈讨论中，有学者就主张四川境内只需保留金牛道一线，或甚而疑及米仓道的存在。这样的看法自然是我们无法苟同的。宋代以后，米仓道记载渐多。如清代学者毕沅云：“考汉中入蜀之道有二：其一即金牛；其二谓之米仓，自南郑而南，循山岭达于四川之巴州。曹操击张鲁，鲁奔南山，入巴中，乃米仓道也。”再如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六亦云：“《志》曰：汉中入关中之道有三，而入蜀中之道有二……所谓入蜀中之道二者，一曰金牛道，二曰米仓关道也……自南郑而南，循山岭达于四川保宁府之巴州为米仓道。”在更早的唐宋时期，该道则被习称为巴岭路、大竹路，或称其中有的路段为大巴路、小巴路等。但隋唐以前的路名则可能文献已经失载，或其时尚无专称。至于史籍中最早关于此道存在的确切记述，目前仅能追溯到汉末三国之际，如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的《魏书·魏武纪》云：

　　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西征张鲁，……大破之，……鲁溃奔巴中”。

　　同书《张鲁传》则更具体载张鲁“奔南山入巴中”。杨耀坤先生的《三国志》今注本引《资治通鉴》卷六七汉献帝建安二十年下胡三省注云：“今巴州，汉巴郡宕渠县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谓之中巴。”又引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云：“南山，山名。在今陕西勉县南，四川南江县北。”

　　《三国志·蜀书·张飞传》复记：

　　飞领巴西太守，曹公破张鲁，留夏侯渊、张郃守汉川。郃别督诸军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汉中，进军宕渠、蒙头、盪石，与飞相拒五十余日。……（张飞）遂破郃，郃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余人从间道退，引军还南郑，巴土获安。

　　宕渠，秦汉县名，治所遗址在今四川省渠县土溪乡城坝，蒙头、盪石二地在今渠县东北。从“郃别督诸军下巴西”，“郃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余人从间道退，引军还南郑”可知，米仓道不仅无名有实，而且既有主干道，复有间道，形成网状结构，而且其干道颇具规模规格，因而可供大军行进。

　　《三国志》以上所载，均为东汉末至三国初年米仓道上发生的重大史事，乃米仓道当时已是重要的军事通道的明证。既然米仓道当时就已是可供大规模进军的重要军事孔道，显然它绝非刚刚形成，而是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历程。因此，对于中古以来秦巴山区盛传的秦汉之际萧何追韩信的一类古史轶闻，似乎不应轻易忽视。如《舆地纪胜》云：

　　两角山在难江县北九十里，王子韶诗云：孤云两角，去天一握。两角山下有石刻云：汉相国萧何追韩信至此山，大唐集州刺史杨师谋之记。……今两角山、米仓山之间有淮阴公庙，又有截贤岭，则其迹可考矣。

　　截贤岭在难江县（北）百余里，相传萧何追韩信至此，因名。唐集州刺史杨师谋有题记。

　　《太平广记》引《玉堂闲话》亦载：

　　兴元之南有大竹路，通于巴州。其路则深溪峭岩，一上三日而达于山顶。……其绝顶谓之孤云两角，彼中谚云：“孤云、两角，去天一握。”淮阴侯庙在焉。昔汉祖不用韩信，信遁归西楚，萧相国追之，及于此山，故立庙貌。（五代）王仁裕尝佐褒梁帅王思同，南伐巴人，往返登涉，亦留题于淮阴祠。

　　“（五代）王仁裕尝佐褒梁帅王思同，南伐巴人，往返登涉，”说明自汉季以来，此路屡有大规模军事行动，可见不仅长期通行，而且保持了相当的规格。对于萧何追韩信于其间传说，清代以来的南江县诸县志也有记载，并反映杨师谋题记并非崖壁石刻，而是铭于碑上，该碑已于南宋时被移至南江县学，但在后世遗失。看来，中古“两角山、米仓山之间有淮阴公庙”和杨氏题记的真实性应无问题，并且上述有关韩萧遁追的史地传说虽出自唐宋以来的文献记载，但这类传说本身的来源却应早得多，而且在米仓山地区它并非孤例。如更早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二《涔水》就谓：

　　涔水，即黄水也，东北流迳成固南城北，城在山上，或言韩信始立，或言张良创筑，未知定所制矣。

　　涔水本为汉中盆地城固县汉水以南的一条小河，后世名小沙河，而成固亦即城固的所谓南城，又更在涔水之南，已地属米仓山麓。上述传说，恐怕并非毫无根据，背后存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但是，即使以上传说均为史实，其时间亦比金牛道至迟在公元前316年秦举巴蜀时就已经建成的年代明显要晚，倘若再综合文献和考古学资料考察，则金牛道的起源尚可追溯到商周之际，甚至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因而应该承认，金牛道确实历史非常悠久，且因地理条件、历史文化诸因素，长期在蜀道网络中处于突出的地位。

　　但是，四川盆地颇大，其身后的西南腹地更是幅员辽阔。仅凭金牛道一线，显然无法完全解决古代四川与汉中、关中及其以远的交通问题。尤其是川东北地区的先民，既无必要也不会绕道西行，取道金牛道前往汉中、关中，势必会选择米仓山地内更近捷的诸河流谷道，穿行翻越以达陕南汉中等地。换句话说，仅仅以地理度之，米仓道和金牛道是相互不能取代的，都具有各自必然存在的理由和地位，不可或缺。

　　米仓山南北汉水、渠江流域文化的早期记载

　　通过爬梳文献，可以发现一些关于米仓山南北之间交通的更早信息。如传世文献中过去通常认为最早的《尚书·虞夏书》中的《禹贡》篇就有所反映，该文记载了相传大禹在米仓山南北的导山治水活动：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导，蔡、蒙旅平。

　　导嶓冢至于荆山。

　　嶓冢导漾，东流为汉。

　　后两条较好理解，记载的显然就是大禹疏导米仓山北麓和汉江水系的传说，第一条则需要侧重做些解释。潜，潜水，前人已解释为渠江，非常正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两汉的《益州刺史北部》图也明确标注，从米仓山发源、经南江、巴中、平昌直至渠县以下的渠江为潜水。渠江尤其是其上游巴河水系（由南江和大、小通江构成）流域地处米仓山区，为喀斯特地貌的高密区，这里峰丛奇胜、溶洞相连，因而暗河或称地下河流众多，古人谓之“潜水”，此即《禹贡》该条记载的由来。按《禹贡》行文之例，禹时导河、导山并举。凡所导之处，均为当时交通主要线路所在，且其所导河流，照例往往可行水运，与所导之山谷、陆地构成水陆衔接或并行的交通路线。所以“导嶓冢至于荆山”，就是指从嶓冢山导山至于荆山，荆山与嶓冢山之间，正是米仓山、大巴山，此乃米仓山脉的山水被疏导的传说记载。与之密切相关，“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是说在米仓山北面疏导汉水；而“岷、嶓既艺，沱、潜既导”，则是在米仓山之南疏导沱江、渠江。既然米仓山及其南北之水系均被疏导，则其间的交通自然也就应形成。根据历来传统的说法，《禹贡》本为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记载。疑古思潮兴起后，《尚书》的成书年代被大大推迟，但最晚也不能晚于东周。《尚书》是中原系统的文献，则其关于“沱潜既导”和“嶓冢导漾，东流为汉”的记载，无疑反映当时中原之人已经熟知米仓山南北汉水流域和渠江流域包括其上游的地理和社会情况，恰好揭示了先秦时期翻越米仓山的交通道路即已经存在，至少是在周代就已经起源的信息。

　　汉水流域和川北的考古发现

　　《禹贡》的上述记载，应该有不能轻忽的史实素地为内在依据，但尚须在考古学资料中进一步寻找支撑。虽然巴中地区的考古学调查、发掘工作长期滞后，一个时期以来所获得的资料仍然提供了初步的印证。迄至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巴中全市范围内已经发现新石器遗址共8处：巴州区的月亮岩遗址，南江县的断渠遗址、阳八台遗址，通江县的擂鼓寨遗址、碉堡梁遗址、凤凰包遗址、大梁上遗址、沙泥坪遗址。说明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地处米仓山地的通、南、巴一带，就已经有先民居息繁衍。值得注意的是，8处新石器遗址主要集中在巴中市域北部的通江和南江二县，绝非偶然，这里正是穿越米仓山的古道分布之地。这就提示我们，先民经由米仓山南北两侧诸河谷，初步开辟和建立南北交通路线，亦即后世所谓米仓古道的时间，必然甚早。倘若能在米仓山南北进行系统的考古学调查和试掘，应会提供令人欣喜的发现。

　　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等遗址揭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巴中地区已经有先民生息繁衍。联系到金牛道上的广元中子铺等遗址已见到陕南以至关中文化因素，则巴中一带似也不能排除类似可能。惟因巴中地区的考古工作一直非常有限，尚不能提供米仓山南北交通已经产生的直接考古学证据。但是，仅就现有考古资料，已经初步反映出双边的源远流长的联系。已经有考古学者在比较研究米仓山、大巴山南北的考古学资料后认为，陕南汉江上游地区与巴蜀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存在密切的文化联系，“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及其以后，巴蜀文化在这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巴蜀文化的范畴。”并将之分为先巴蜀文化、早期巴蜀文化和晚期巴蜀文化三个时期。作者指出，近年来在四川北部的巴中、通江、绵阳、广元等地发现了一些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从调查采集的标本看，和紫阳县白马石遗址为代表的陕南龙山文化——作者称之为“白马石类型”——多有相似之处。虽然川北这些遗址采集的陶片暂时还不能复原成器，但其与陕南龙山文化的陶器均以泥质灰陶、黑皮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纹饰以绳纹、蓝纹、划纹、网格纹和戳印纹为主，可以说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作者把龙山文化时期的“白马石类型”、商代的城固—洋县青铜器群、白马石遗址的8座战国时期巴蜀墓葬，分别作为汉江上游地区的先巴蜀文化、早期巴蜀文化和晚期巴蜀文化的代表，认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我们对陕西南部巴蜀文化的认识，并为巴蜀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地区性的新资料。考古学者的上述成果非常有启发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从汉水上游南岸跨越米仓山的米仓道起源非常早，应该不晚于新石器时代，并且干道和间道、主线和支线并存，逐渐形成穿越米仓山的南北向交通网络，在先秦至迟东周时期已经初步形成的史实，此种情形，与《尚书·禹贡》等传世文献记载提供的相关历史信息，能够形成初步的互证。

　　笔者早年曾从文献和考古资料结合的角度，探讨过汉水流域文化对于古代蜀道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影响作用。在此基础上，这篇小文再度以传世文献和考古出土资料的互证方法，集中以连接巴中、南江与南郑，巴中、通江与西乡以至镇巴、石泉的米仓道为研究对象，略作新的探讨，以期初步揭示历史上起过重要交通作用的米仓道的起源与早期发展。错谬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